1886年，河北保定的街头，一个14岁的穷孩子在寒风里摆摊卖春联。路过的人里有一个56岁的老头，站在摊前看了很久，说了一句：“这孩子将来必能大魁天下。”说这话的人叫翁同龢，两朝帝师，咸丰朝的状元，大清书法第一人。18年后，这个卖春联的孩子真的中了状元，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。
这个孩子叫刘春霖，河北肃宁人，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父母都是种地的，遇上天灾，全家逃荒到保定，母亲给知府家当佣人，勉强活着。
穷归穷，这孩子天生有一样本事：写字。没钱买纸笔，他就用木棍在沙地上画，捡别人不要的包装纸来练。十来岁的时候，他的字已经在十里八乡传开了，每到年关就在街头摆摊卖春联，挣几个钱贴补家用。
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的状元，同治和光绪两朝的帝师，大清朝书法写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。以他的眼光，一辈子见过的好字不计其数。但那天他站在一个14岁孩子的摊前看了很久，说出“必能大魁天下”这句话，说明他看到的不只是字写得好看，而是笔锋里的骨力和气韵。一个没有上过一天正经书院的穷孩子能写出这种东西，天赋惊人。
这件事对刘春霖的影响有多大，史料没有详细记载。但从后来的轨迹看，他确实一步步在往那个方向走。他后来进了保定的莲池书院，不光读经史子集，还接触了西方的科学知识。他的字也越练越精，尤其是小楷，圆润端庄，工整到了极致。
18年后，机会来了。
1904年，慈禧太后七十大寿，朝廷特开恩科殿试。谁也不知道这竟然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场考试，因为第二年，1905年，清廷就正式宣布废除科举了。
刘春霖走进了这最后一道龙门。
考完之后，阅卷大臣拟出了名次，排在第一的是广东人朱汝珍。按正常程序，这个名单呈报上去走个形式就定了。但慈禧太后亲自审卷的时候，出了岔子。
她看到“朱汝珍”三个字，“珍”这个字让她想起了珍妃。珍妃是怎么死的，慈禧自己心里最清楚，这个字戳到了她的痛处。再一看朱汝珍的籍贯是广东，康有为是广东的，孙中山也是广东的，全是让她头疼的人。慈禧越看越不顺眼，直接把朱汝珍从第一降到了第二。
翻到下一个名字：刘春霖。
慈禧的脸色一下就变了。当时北方正闹大旱，“春霖”两个字的意思是春风化雨、普降甘霖，正好应了她求雨求吉祥的心思。再加上刘春霖是直隶人，离京城近，太后七十大寿的年份碰上这么个好名字，慈禧觉得这是天降吉兆。
最关键的是，慈禧打开刘春霖的试卷一看，满篇小楷工整圆润，笔笔到位，确实是好字。大笔一挥，状元换人了。
朱汝珍就这样因为一个“珍”字和一个“广东”籍贯，从状元变成了榜眼。命运的荒诞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寒窗苦读二十年，最后输在了名字和出生地上。
但话说回来，刘春霖能被慈禧选中，名字和运气只是表面原因。他的小楷确实是真功夫。中状元之后，“大楷学颜，小楷学刘”的说法在书法界传开了，他的字帖被争相翻印，连盗版都卖断了货。
刘春霖中状元后没有在老家大兴土木修什么状元府，他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不一样的事：自掏腰包在村里建了一所学堂，取名“铸才炉”。他后来还曾说过一句自嘲的话，叫“第一人中最后人”，意思是自己虽然考了第一名，但却是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个产物。
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刘春霖顶多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末代状元。真正让他这个人立住的，是后来发生的事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人占了东北，搞了个伪满洲国。他们想拉一个有分量的中国文化名人来撑门面，看中了刘春霖这块“末代状元”的金字招牌，开出的价码是伪满洲国“教育部长”。后来日军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又多次登门，带着重金和官位来诱降。
刘春霖的反应只有一个：把东西扔出去，人轰出去。
他说的原话流传下来的版本虽然有出入，但核心意思很明确：宁当华夏之鬼，不当伪朝之官。
1944年，刘春霖在北平病逝。没有投敌，没有变节，从14岁卖春联的穷孩子，到32岁大魁天下的末代状元，再到72岁宁死不屈的老人，翁同龢当年在街头看中的那股子骨力，他守了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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