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在台湾当前的政治氛围中,公开撰文主张接受"一个中国、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"的前提,明确排除"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""两个联合国席位""外国驻军""军事同盟""单方面退出权",并论证"两制"方案的可行性——这需要相当的勇气。在台湾同类论述中,这样的文本是稀缺的。

图:台湾海峡——两岸关系的地理纽带
更难得的是方法。作者开宗明义:"制度研究不能停在赞成或反对。"他把议题从身份认同的情绪对抗,拉到条文设计的层面。这个方法论对于打破两岸在"一国两制"上的僵局,是必要且稀缺的。
因此,李博士此文的价值,首先不在于它的条款是否可被接受,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与台湾社会内部真正认真谈统一的出发点。
二、四点值得肯定

图:1993年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——两岸协商的历史瞬间
其一,承认对方的合理底线,不作自欺的许愿
原文主动列出"北京不可能接受的清单"——两个主权国家或邦联成员、联合国席位、正式邦交、外国驻军、军事同盟、单方面退出权;由外国政府、联合国或国际法院担任最终政治保证人;台湾法院可撤销全国人大决定;台湾对中国全部外交国防国安事务享有永久否决权。
并指出:"把清单开在可能的边界上,才是认真的谈判,而不是表态。"这一判断显示了真正的专业谈判态度。这四条底线划得准确而诚实——大陆方面的实际立场,与此高度吻合。
其二,跳出简单二元对立,开展制度层面思辨
台湾社会内部对一国两制长期停留在全盘否定的情绪层面。该文没有直接支持或者反对统一,而是设定"假设走到谈判桌"的条件,把讨论从意识形态对抗推进到权力划分、法律保障、履约机制等制度细节,为两岸学界探讨"两制台湾方案"提供了一份来自台湾本土视角的思考样本。
其三,捕捉到高度自治实践中的现实关切
文章敏锐捕捉到台湾社会的核心顾虑:高度自治会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被单方面调整,也就是文中所称"可信承诺困境"。它观察到港澳实践中引发争议的制度解释、权力边界问题,并试图通过程序设计来回应台湾民众对民主、司法、社会生活方式延续的担忧。这些也是大陆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过程中需要倾听的台湾民间关切。
其四,区分象征议题与实质民生议题
作者提出不要把谈判焦点过度放在国号、旗帜等象征符号上,更多聚焦选举、司法、财税、社保、人口流动等直接影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制度。这个分析视角具备现实意义。同时也注意到人口、土地等非暴力手段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,看到制度变化不止于立法修法。
原文还提出把"中央批准"从"个案恩准"改为"具有明确条件与期限的制度程序"——这条建议很好,应予采纳。
三、三处明显不足

图: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——“一国两制”的成功实践
其一,只讲权利,不谈义务
通读全文,最直接的观感是:它通篇在问"台湾该要求什么",却几乎没有回答"台湾该放弃什么"。
作者放弃的,只有"两个主权国家"这一条本来就不成立、也不可能成立的主张;而在军队、边界、人口、修法否决权这四项上,一项都没让。一份只列权利不列义务的清单,不是方案,是索取单。
衡量一个方案的诚意,不能只看它给对方什么,也要看它自己愿意放弃什么。这份清单在这一项上,交了白卷。不过这倒也不坏——我们提就是了,本来也该我们提。
其二,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定位理解存在偏差
"一国两制"的根本逻辑是:一国是前提,高度自治派生并来源于国家主权。文章试图通过双边协议、增设宪法专章、台湾自治宪章公投三重机制,对全国人大的主权权力进行硬性限制。
按照我国宪法,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,特别行政区制度由全国人大立法设立,宪法没有设计"地方公投可以否决全国层面修法、释法"的制度架构。作者的制度构想本质上试图构建一套可以对抗最高国家权力的程序,和我国现行宪法体制存在根本性抵触。
文章把港澳实践中的部分问题简单归因于制度本身,忽略外部势力干预、社会复杂矛盾等多重因素,对"一国"和"两制"的辩证关系理解有所偏斜,过度放大中央权力扩张风险,而较少讨论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领土完整的宪制责任。
其三,部分制度诉求在现实中存在实操矛盾
军事层面:要求大陆不驻军、台湾保留本地防卫力量。从主权理论看,国防是主权国家核心权力,统一之后,国土防卫权责理应由中央统筹;完全排除中央军事力量进入,同时保留地方武装力量,在单一制国家框架下很难兼容。
释法与修改机制:要求重大制度变更需要台湾民众复决同意,相当于赋予地区公投否决全国宪制修改的权力,这在单一制主权国家体系中很难落地。
人口管控诉求:对大陆居民赴台定居、投票、购地设置严格配额,有现实的社会顾虑,但完全隔离两岸人口融合,和国家统一之后两岸民众正常交往的目标存在冲突。
四、总体判断

图:北京人民大会堂——全国人大行使国家主权的场所
李博士此文是一份谈判学意义上的最大化锚定文本,而非可照单执行的方案。作者自己也承认这是"台湾可以提出的最高制度要求"、是"条件式压力测试"。
它真正的价值在于:提供了一份台湾知识分子的"焦虑清单"——这份清单比任何民调都更具体,可用于分析台湾社会的心理底价。
它的缺陷也有三处:
抽掉"特别行政区"的定位而单取历史上的宽厚承诺——1993年白皮书确有"有自己的军队,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"的表述,但同一段开头第一句是"统一后,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"。作者摘引了后半段的宽厚承诺,略去了开头的定位。
以"区域防卫队""未列举权力归台湾""三把钥匙"三项设计,把自治推向主权——剩余权力+独立军队+终审权+修法否决权,在主权理论上的实质就是"一国两府"。
援引一条明文禁止变更"主权国家地位"的条文作为民主门槛,构成论证的自我否定——原文引用《两岸条例》第5条之三主张须经公投确认,但该条完整规定是"主权国家地位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毁弃或变更,不得作为政治议题谈判及协议之项目"。而"一国两制"方案必然涉及台湾地区现有政治地位的变更。原文是在用一条明文禁止"变更主权国家地位"的法律,去规范一个必然"变更主权国家地位"的协议。
一句话概括:它把"一国两制"的讨论从情绪拉回了制度,却试图用制度的语言,把"一国两制"重新包装成"一国两府"。
本文基于《对李其泽博士"一国两制台湾方案"的逐条回应》一文的总体评价部分改写,核心观点与原文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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